澄江的文化根脉

一

澄江县，历史上为滇中名郡之一，战国时为滇国属地。“（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秋，遣将军郭昌，卫广平西南彝未服者，滇王降，赐王印，以其地为益州郡（郡治今晋宁区），领二十四县。”“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俞元县（今澄江等地），属益州郡。”（《道光府志·沿革》）。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今曲靖），分建宁，永昌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柯为兴古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西晋永嘉二年（308年），改益州郡为晋宁郡，俞元县仍属晋宁郡（今晋宁区）。“晋宁郡，领县七，内有俞元县。”（《晋书·地理志》）。隋朝俞元县隶属南宁州总管府。“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阁罗凤引兵东伐，取澄江为河阳郡。”（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四）。“澄江路，治在滇池东南。宪宗六年（1256年），以罗伽部为万户府。至元十三年（1276年），升为澄江路。”（《元史·地理志》）。“澄江府，元澄江路。洪武十五年（1382年）为府，领州二（即新兴、路南州），县三（河阳、阳宗、江川）。”（《明史·地理志》）。清朝沿袭明制。民国二年（1913年），废澄江府置澄江县。从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俞元县开始，澄江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如从唐肃宗时澄江设河阳郡计算，也有1200多年。

二

澄江自西汉以来均为郡、路、府、县治所的所在地。但在元代设路以前，治址建于何处，史无确载。自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编纂的《澄江府附郭河阳县志》问世存资后，情况有所清楚，但不十分详尽。志载：“河阳偏处僻壤，城池原附于郡。自汉以来，废置莫考。”元朝设路后，其治所应该就在今旧城一带。据史料记载，此间还在今小西城筑过土城，但规模不大，猜测可能是屯兵扎营之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平定云南，次年设云南布政使司及各府、州、县建制，任胡思为澄江第一位知府，府治设在金莲山（今旧城一带）。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知府温廉把府治从金莲山迁到绣球山（在金莲山之南）。明正德五年（1510年），四川营山人唐臣任知府，次年在西街（今西街子与旧街子之间）营造土城一座，名“大西城”（其南城埂尚存），周长三里左右。此城设五门：东名“东秩”，南名“临清”，西名“西成”，北名“揽秀”；城东北隅有一门名“丰财”。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童玺任知府，又把府治从绣球山迁至金莲山麓。《澄江府附郭河阳县志》卷之十四说：“改迁于旸晡山。”筑土城，高一丈，周长四里多，设五门。各券以石、城门上迮有岑楼（高而小之楼），东门名“咸和”，南门名“安阜”，西门名“朝天”，北门名“宜武”；正南中央另一门名“环玉”。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知府周朝俛又把府治迁至绣球山。三十五年内，府治三迁，但都以金莲山为轴心。

元大德年间（1297年―1307年），时任澄江路总管的蒙古人魁纳在金莲山首建了澄江历史上第一座文庙，为全省较早建立庙学的地区之一。据《澄江路孔子庙记》记载，这个文庙位于当时路治之西（今旧城黉学以西一带）。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知府童玺将府署迁至旸晡山（今名金莲山），将府学（明伦堂）迁到原府署旧址。明隆庆四年（1570年），知府徐可久在舞凤山麓建筑新城，文庙也随着其他新门一起迁到新城（即今文庙所在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云南巡按宋兴祖又将它迁回到了旧城原址（今旧城黉学遗址）。经过整整100年的时间，直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知府黄元治最终将文庙迁到凤麓新城，旧城的文庙改作义学，但民间习惯上仍将它称为“黉学”。这个文庙在清咸同年间毁于兵火，乱平后，由绅民修复了前后大殿。新中国成立后，黉学成了生产队的公房，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旧城文庙——“黉学”。

现在保存的旧城文庙遗址，坐落于旧城学山山麓，坐北朝南，只剩下前后两殿，面阔均为三间，土木结构，单檐硬山顶，从现在两殿之间的面积来推算，两庑应各四间。

三

梳理更远的史实和当代的考古发现，汉兴亭侯李恢出生于金莲山脚下的旧城，山顶考古发现的上千座汉代古墓葬群，元明时期的路、府治所和学宫，金莲山，成了澄江一个最重要的坐标。大量的史实表明，澄江的历史文化根脉起于金莲山、旧城、学山一带，自元代兴建第一座文庙开始，路、府、县学先后在此地存续了300多年，又以北面的华藏寺相呼应，到清中期，一直是澄江的文化教育中心。此后，文庙不断重修重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宏伟精严。至清康熙年间将府、县文庙合建于今址（凤麓城），而原来位于旧城的澄江府旧学、河阳县旧学、阳宗县旧学长期同时并存，每年春秋二仲丁日，除府、县官绅士子在今文庙举行祭孔大典外，旧城、阳宗二地官绅也有样学样，各自在当地黉学举办祭祀活动，形成了一县之内长期并存四座文庙的现象，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文庙建筑中，都堪称独特的文化奇观，形象地昭示着澄江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

兴建学宫后，官府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郡人段文瑞就是有记载的第一任“学正”，执掌全路教育事业。有了这样的条件，地方文化的振兴也就指日可待。以段文瑞的文才德能，必定培育了众多的人才，只是由于元代没有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所以地方志书等史料没有记录。但这种重教之风无疑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忽视，庙学的建立，教育事业走上正轨，为地方文化的勃兴打下了扎实基础。现存云南最早的总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已称澄江“间里翕然向学，而家有诵读之声”。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云南布政使周正称澄江“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诏令天下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正式拉开了文治时期的序幕。六十六年后，澄江举子李藩进京赴试，名列皇榜。这是隋唐创建科举取士制度以来，澄江的第一位进士。其后，士子效仿，争先上进。与李藩同时的赵禧，明正统丁卯科举子，授贵州永从知县。第二位进士董云汉，按察使司佥事，其著述颇多。明嘉靖十年（1531年），席大宾中辛卯科举人，次年中进士。明朝澄江所出最著名的人物是吴宏业，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丙辰科进士，官至太仆寺正卿。延至清初，澄江培养了两位名载清史的重量级人物，其一是赵士麟，他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乡试中举，清康熙三年（1664年）登甲辰科进士榜，官至浙江、江苏巡抚和吏部左侍郎。除了政绩卓著，其学问渊博，著述颇丰，今存《读书堂采衣集》十二卷。其二是李发甲，李发甲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中举，相继任地方学正、知县等职，因才能出众、见识超拔、政绩斐然，屡受升擢，最后以举人出身，出任湖南巡抚。明清之际，乡试举人无数，在此不一一列举。

澄江的文化教育，就这样一脉相承，从金莲山到舞凤山，不断发展，人文蔚起，使澄江成为人杰地灵的滇中名郡。